有一部分主张恢复“古礼”，诸如三跪九叩之类，在我看来，这就是染上了传统的“梅毒”。有一部分主张恢复“古礼”，诸如三跪九叩之类，在我看来，这就是染上了传统的“梅毒”。
有一部分主张恢复“古礼”，诸如三跪九叩之类，在我看来，这就是染上了传统的“梅毒”。还有一些要建立什么“儒教”：在我看来，这就是染上了现代的“爱滋”。
中华帝国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[1]，斯人已逝。但没有同死、共赴。没有哈姆雷特式的困惑：“还是?这是一个问题。”[2] 但有别样的纠结：“何去何从?这是一个问题。”
斯人既逝，吾身何寄?在今天的，正如徐志摩的诗句：“我不知道风，是在哪一个方向吹;我是在梦中，在梦的轻波里依洄。”[3]
本来，帝国时代的儒学，那是“妾身分明”的，即所谓“制度的化”和“的制”[5]，也就是和帝国制度的婚媾;质言之，那时的帝国就是化的帝国，或者至少在形式上举行了婚礼，那就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“化”。
不仅如此，那时的，“分明”之“身”是不是“妾身”，抑或竟是“男儿身”，也是一个问题。“制度的化”恐怕意味着：帝国制度是的儿子，而不是的夫君。那位“制度的总设计师”韩非子，不就是的“不肖之子”吗?
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，“制度的化”甚至意味着：那时，的身份到底是不是“妾”?是不是女儿身?皇家与的联姻是不是“纳妾”?甚或尽管是“入赘”，毕竟处于“夫”的地位?抑或双方至少是平等的“同性恋”，犹如希腊雅典当年的“男风”?这些都是问题。
然而近代以来，“化的制度”和“制的”都解体了，帝国已逝，犹存。这时候，孤苦凄切的才陷入了“文君新寡”、“妾身未明”的境地，以至“风尘”，乃至沦为“游魂”[6]。
所谓“妾身未明”，出自杜甫的诗《新婚别》：“暮婚晨告别，无乃太匆忙!妾身未分明，何以拜姑嫜?”根据诗意，在今天看来，该女子算是成婚了，怎么能说她的身份“未分明”呢?原来古代的婚礼，手续比较繁缛，新娘过门三天以后，告夫家之庙、祭夫家之祖坟，如此等等，以“明”其“身”，然后拜见公婆(姑嫜)，这才算是正式成婚了。否则，便是“妾身未明”。
当代正是如此尴尬。本来，20世纪的现代新“美人迟暮”之际，是要改嫁“新外王”的;而其选择委身于“新外王”，也就是选择和“与科学”举行“暮婚”。然而很快就闹出了“新婚别”的变故，变成了21世纪的新，心里产生了一种要与与科学“晨告别”的冲动，于是就“妾身未分明”了。
所谓“人尽可夫”，出自《左传桓公十五年》记载的雍姬和她母亲的对话：“(雍姬)谓其母曰：父与夫，孰亲?其母曰：人尽夫也;父，一而已。胡可比也!”[7] 父亲只有一个;丈夫，则天下男人无不可。
当今的，可不就是“人尽可夫”吗?除了“老大嫁作商人妇”、或被老板“包养”、改“儒”姓为“钱”姓的以外，时而嫁给“左”家()，时而嫁给“右”家();时而随了“马”姓(马克思主义)，时而随了“自”姓(主义);时而又姓了“原”(原教旨)，时而又姓了“后”(后现代);似乎“名花有主”了，实则“水性杨花”而已。
然而，不论“妾身未明”、待字闺中，还是“人尽可夫”、芳心有主，其实都是“妾妇之道”[8]，而非真正的孔孟之道。真正的孔孟之道，那是孟子讲的“大丈夫”[9]，原本是“男儿身”，何来“妾身”?
这种“变性手术”，似乎做得很早，早在那位“始”还只是“秦王”之前。比如“伟大的”诗人屈原，最喜欢以“美人”自喻。[10] 这显然是一种上的“变性”、人格上的“自宫”。他(或她)本来很受楚王宠爱，后来被疏远、放逐，于是“远之则怨”[11]，自比弃妇，从而自怨自艾、如怨如诉地咏叹着“众女嫉余之娥眉兮，谣诼谓余以善淫”、“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”[12]，乃至寻死觅活，徇情投江。诚“烈女”也!然而非“烈士”也。人们说屈原对楚王的“从一而终”是“爱国主义”，这其实是很可笑的：照此逻辑，孟子离开“祖国”(鲁国)、“移居国外”，到处宣讲儒学，劝人称王，简直就是“主义”了!
自从屈原以来，中国文学形成了一种“审美传统”，叫做“香草美人之喻”，即：士大夫把自己与皇上的关系比喻为妾妇与夫君的关系。于是，我们读到历史上的许多“怨妇”之诗、“弃妇”之诗，作者所的情绪其实都是对某位“今上”的幽怨和对自己“妾身”的哀怜。悲夫!
但也有极少数的例外。比如历史上那个真实的，就把自己去京城与勾兑比喻为“买春”，即今天所说的“”。他这首词，全文如下：
天南地北，问何处，可容狂客?借得山东烟水寨，来买凤城春色。翠袖围香，绛绡笼雪，一笑千金值。神仙体态，薄幸如何消得?
想芦叶滩头，蓼花汀畔，皓月空凝碧。六六雁行连，只等金鸡消息。义胆包天，忠肝盖地，四海无人识。离愁万种，醉乡一夜头白![13]
这首词的词牌是《念奴娇》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的有意识的选择。词中所说的“凤城春色”，表面上是说的名妓李师师，实际上是指的宋朝。
这里并不是要全面地评价其人，而只是说：他声称自己凭梁山的实力来和讨价还价，乃是“借得山东烟水寨，来买凤城春色”，那是何等的男人味!何等的“大丈夫”气概!当然，他谋求“招安”的时候，还是有“卖身”或“求包养”之嫌;[14] 但的“性取向”其实并非只有这一面，还有另一面：“他时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!”[15] 自己要做“丈夫”，那么呢，又不能明媒正娶，而那个时代又没有“婚外恋”之类，就只能是他“买春”的对象了。
词中讲“山东烟水寨”，也颇有意思。其实，山东不仅是水泊梁山“草寇”的根据地，也是的故乡和根据地。在取得“独尊”地位之前，原本是“在野”的，并不“在朝”。我总觉得，比起今天的许多“”来，更像一个真正的。真正的不是“妾身”，而是“丈夫”，是敢的，是要“”的。“汤武”[16]，难道不是的传统吗?
不过，买春、是需要谨慎的，弄不好恐怕会染上传统的“梅毒”、或现代的“爱滋”。比如今天有一部分主张恢复“古礼”，诸如三跪九叩之类，在我看来，这就是染上了传统的“梅毒”。反之，当年康有为之流以为必须学习现代的“国教”，为此就必须创建“孔教”作为中国的“国教”，甚至不惜委身于张勋所的帝国“老男人”;而今天也有一些竞相仿效，要建立什么“儒教”：在我看来，这就是染上了现代的“爱滋”。
所以，的身份认同问题，不仅涉及“妾身”是否“分明”的问题，更根本的是究竟是“妾身”还是“男儿身”的问题。
本文开头说到，有学者也提到“妾身未明”。他说：“以现代的价值”、比如“以功利的标准来证明儒学的价值”，“这样妾身未明的传统文化,如何能令人信服地成为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之所在?”[17] 对此，我有两点疑惑：
其一，“功利的标准”难道仅仅是“现代的价值”吗?难道中国传统文化中、儒学中竟然没有功利价值?我不禁想起南宋大儒叶适的名言：“不谋利，明道不计功，此语初看极好，细看全疏阔。既无功利，则者乃无用之虚语尔!”[18]
其二，假如“现代中国”的文化认同不能依据“现代的价值”，难道应当依据“古代的价值”吗?那么，“古代的价值”包括哪些内容?是不是“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”那一套?再者，依据这种“古代价值”而建构起来的所谓中国，那还是“现代中国”吗?作者这种把“传统文化”、“儒学”和“现代的价值”截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，实在很成问题!这分明是“棒打鸳鸯”，梁山伯和祝英台谈恋爱，正如罗密欧和朱丽叶谈恋爱。
在我看来，今天的，在帝国已逝、“妾身未明”之际，首先应该恢复自家的“男儿身”，恢复孟子那样的“大丈夫”本色，再像那样“发扬英雄气概”，大胆地“再买春色”。这里尤须注意：所谓“春色”不是别的，恰恰是“现代价值”。何谓“现代价值”?“核心价值观”讲得很明白：、平等、、都是现代价值的“春色”。唯其有如此这般的“春色”，才值得去“买”。
行文至此，忽然想到：那些话，恐怕有过多的男权主义色彩，女性读者会不高兴。那咱就换一种说法吧：在这个男女平权、同性恋婚姻化的时代里，是否男儿身并不要紧;要紧的是要倾心于“现代价值”这个绝配佳偶，大胆追求，义无反顾，与之谈婚论嫁，以求百年好合。
[1] 李鸿章：光绪元年《因事变筹画海防折》。转引自梁启超：《李鸿章传》，中华书局2012年版，第六章。
[3] 徐志摩：《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》，原载1928年3月10日《新月》月刊第一卷第1号。
[10] 关于屈原诗中的美人自喻，例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注“哀高丘之无女”：“女以喻臣。”《楚辞章句离骚序》说：“宓妃佚女，以譬贤臣。”《文选》吕向注“无女”：“女，神女，喻也。”钱杲之说：“女喻贤臣可配君者。”刘梦鹏说：“女，，比贤者。臣之事君，犹女之事夫。正士入朝见忌，犹之入宫见妒。”王泗原《楚辞校释》注“高丘无女”：“女，，以喻贤者。”转自杨成孚：《〈离骚〉“求女”解新论》，《南开学报》(哲社版)1995年第5期。
[14] 关于是否主动寻求招安，其实是有争议的。据《宋史张叔夜传》记载：“贼闻之，皆无斗志。伏兵乘之，擒其副贼，江乃降。”可见其不得已。《宋史》：中华书局1985年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