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玉渊潭书房，也就是在他的办公室。 （南方周末记者张涛/图）
原标题：在玉渊潭的日子里：“沉默”的这些年
2015年1月14日，国务院公布新一轮任免名单，62岁的被免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南水北调办）副主任一职。
此刻南水北调中线正式通水刚过满月。一切都显得平静。当天，2015南水北调工作会议在河南南阳举行，仍位列台，并将循例发言，总结工作，这应是他在这个岗位上最后的公务了。
这位曾经的明星官员，几度起伏，几乎每次职务变动，都曾备受解读。
细察年龄，实际已经“超期服役”近两年。2013年冬，他写就的《求索》就已被视为谢幕之作，当时的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“理论上，组织的电话随时就会来了”。
这个电话迟到了一年多。
与水利的
还是一本书。2010年12月，利用两年低潮期写完《社会主义五百年》后，就接到了任命通知。
此后，他一直在玉渊潭南一号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上班，任党组、副主任，分管环保、财务等工作。这里曾被认为是官员东山再起的过渡之地，孟学农因“SARS”辞去市市长后，就是在这里重新出发，后转任山西省省长。
但最终平静地度过了4年，再无变化。
他事后回忆说，“搞水利，还是有点的”。在山西主政时，他就曾归纳山西之短在于水，更主要是工程型缺水，所以力推水利水库建设，甚至亲自找到水利部长，争取水库建设规划；更早些，在深圳市长任内，亦有治水举措。
彼时更多的应是坦然受之的心态，他曾半开玩笑说，“如果是组织叫我去扫大街，我都会比别人扫得干净，我干啥我就尽力去学好，把它干好”，接到调令后，他还没正式报到，已经去国家图书馆借书学习水利工程知识了。
在到任半年的时间里，他将南水北调中线和东线走了一遍，边考察，边请教，恶补水利知识。2013年冬天，他最为关注的是通水之后的水质和水量问题。
尽管自认是水利的门外汉，但也总能发现问题，提出改进。比如当时网上议论说，长江枯水期时，南水北调调水会导致海水倒灌的风险，他去实地调研后，觉得确实是个值得关注的隐患。他当时还注意到，中线调水没有调蓄湖，水经过各大城市直接进了水厂，但一停调水可不是小事，影响居民用水，而丹江口水库正常年景蓄水都有问题，“确实应该有个不时之备，应该搞应急水源，也就是搞后备水道。”这样的反馈给水利部后，水利部的领导说，“你这个门外汉眼睛很厉害，眼光很狠，一抓就了命脉。”
认同在缺水的中国修建水利工程的必要性，但也提醒，“我们怎么样能够大自然，顺势而为，千万不能了大自然的规律，硬干蛮干，那都是不行的，都会受到惩罚。”
对于三门峡水利工程的问题，历史证明黄万里是正确的，“现在看来，如果能全面深入关注专家们的意见，可能遗憾就会少一些。很多事实已经证明，人类战胜不了大自然。”他也曾严肃地说，南水北调工程的争议不是没有，比如长江究竟有无水可调。他自己查资料琢磨，结论是不存在无水可调的问题。
书读进去，人走出来了
的办公室，在南水北调办大楼六楼，不远处便是玉渊潭公园。冬天时，冰封湖面，百木萧疏，夜晚时分，正是寂静读书的好氛围。身边的同事归纳他在南水北调办的业余时间，“工作之外，就是看书写作”。
他后来将自己的办公室命名为玉渊潭书房。办公桌背后是一幅山水国画深山秋意图，背后的书架隔板上，摆着两张7英寸大小的照片，若不近看，很难察觉是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。除此之外，全是书架，满满的书。
的办公桌上，除了家人的照片外，最多的也是书，每本书都压着便签条，留有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。
的家多在外地，除了偶尔回家探亲外，他就住在大院里，下班后，在食堂吃完饭，就是绕着玉渊潭散圈步，然后回到办公室，也就是玉渊潭书房，夜读思考。
与早年担任深圳市长、山西省长时的相比，在南水北调办的时光里，恪尽低调，公共视野里寥寥几次采访，均是和自己分管的调水工作相关，个性化的表达和本职之外的信息难觅踪影。
唯一可堪瞩目的还是书，而不是人。2013年冬天，他出版了《求索》，这本书的副题正是“玉渊潭书房札记”，算是他在办公室里读书思考的总结。
熟悉他的人说，“他跟我们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，书读进去了，人走出来了。随着时间的沉淀，他书读进去了，人也从困境里面走了出来。”
《求索》，虽为札记，但实际上是一本立论严肃、具有高度现实针对性的研究著作，而讨论主题事关“”。试图从学术的角度出发，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下，求索中国的未来。
他知道这是一个“的话题”，写作时要求“言必有据，言必有经典支撑”。
这本书的出版没有任何发布式、读书会、评议会和推广行为，这也是的要求。他希望一切以正常的状态面世，接受社会评判、争鸣。
但书的封面创意为他亲自构思，底图为蛇形梯，蜿蜒前行消失在远方，预示着书的主旨是梳理世界各地的政体样本，从中寻找中国特色的正道坦途。
“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，我相信会越走越宽，而且一定会步入人类文明共同的大道。”他说。
《求索》之后，他将兴趣转移到了“”研究，并希望能对这段历史有所思考和记录。
“重回起点”的三书先生
发端于广东，历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、深圳市长，后转任湖南、山西，再至文化部。几十年的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山西和文化部的经历。但离开岗位后，他绝少再提及。
他事后提及离开山西时说，“很舍不得，因为很多事正在进行，已经开局了。”
2007年8月，中央在将调离山西时，评价他：“视野开阔，意识和开拓创新强；敢抓敢管，作风务实。”
这些评价显然都是有所指的。面对山西当时严重的污染，人家说要壮士断腕，则说即便是壮士断臂也要干。一年之内，山西炸掉了三千多个小焦炭厂，关停了七千多个小煤矿，还有一批小化工厂。
当时的阻力非常大，有人质疑、反对，包括他在任内提及的“煤炭零增长”理论也受到非议。很多人认为，从深圳过来的省长，应该带领大家大干快上，放手大干，怎么来了个要“煤炭零增长”的省长？
“我反复给大家讲道理，发展是为了改善、提高人民的生活，可山西当时因乱挖煤矿造成几千平方公里地质塌陷。我说，如果要对山西长远发展负责的话，如果要对山西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负责的话，那些搞法是行不通的。”
这些只是铁腕的一面，他后来回忆，还是不改初衷。
但令他欣慰的是，“在山西的几年，我打烂了很多人的饭碗，但山西人对我还是很好。”
那时，山西很多小煤矿背后总有基层干部充当伞，他实行了严厉的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度，真的撤了一批干部。“我是准备选举丢票也要管的，但从未想过我竟然在当年全票通过。这件事教育了我，只要是为山西这个地方好，大家还是支持你。”
任中离开，也给他留下了至今未了的遗憾，比如对山西沟壑地貌的。山西沟壑地很多，其实，这些地方都是可以整理造地的。当时他已经跟国土资源部谈试点工作，“不需要土地整理的钱，只要给用地指标政策。”比如对汾河的治理，“我一直有个梦想，让汾河，让山西各大河流重新哗啦啦起来”。
在文化部任上只有一年时间。2008年9月，中央局对其作出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，但并未被，再过一个月，撤销了他会委员的职务。
这段往事，他记得的只是，“当年在文化部，大家对我非常好。这里面有太多的遗憾，也有太多的说不清。”
那段时间，熟悉他的人感觉，他压力很大，“好比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，突然戛然而止，他的整个身体状况和状况，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。”后来，他选择了回到图书馆，重新拾起了自己的研究兴趣。
2013年的冬天，他已经60岁了，南水北调办副主任的岗位是副部级，按照组织原则，60岁已届退休之龄。彼时，记者曾经问他，退休后有何打算。
没有回避，“如果给我块试验田，我会去探探、闯闯，多辛苦几年。”
经历了沉浮，退休的他更愿意回到人生的起点，再当教书匠，“读书，写书，教书”，做一个“三书先生”。
在那本《求索》书的后记中，他写了一首小诗，“唯望知我者，怨我者，骂我者，能理解体念序言结尾的小诗：穷达皆思报民恩，沉浮不改忧国情，愚者竭诚百千虑，诉与诸君仔细吟。”